我生于1938年，196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1月，朝鲜战争正如火如荼时，我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却已奔向位于江湾镇的军干校，成为了一名小战士。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我被分配到防空军高射炮兵第526团，成为一名标图员。那是1951年的夏天，部队驻在甜爱路，虹口公园右侧，紧靠着湖边。起初，没有营房，就住在芦苇棚里，十分潮湿。换下来的衣服鞋袜，放在盆里泡着常常忘记洗，没两天就发霉了，老兵总是不声不响地帮我拿去洗。毛线衣长出了虱子，老兵拿去用开水烫，袜子和衣服破了也是老兵帮我补。他们盘起腿，坐在小凳子上穿针引线的架势，常常使我想起母亲。夏秋之交的夜里，因为蚊子的叮咬，睡梦中的我无意间哼出声来。老兵听见了，就帮我扇扇子。
为了保护视力，每人每天供给两个鸡蛋，每周供给半斤猪肝。老兵们常常把煮熟的鸡蛋放在大衣口袋里，看见我们这些小鬼在指挥所值夜班，就偷偷地把鸡蛋塞到我们手里，还生怕给值班干部发现。这是多么深沉的爱啊！
当时，美军依仗着强大的空中优势，对朝鲜境内和我国的边界实施疯狂的轰炸，鸭绿江北岸的水丰发电站和吉林省内的小丰满发电站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所在的高炮526团马上要进入到水丰发电站担任防空任务。从上海麦根路车站登上火车一直向北，我渐渐感触到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烈，沿途的车站军代表送来了用麻袋装好的慰问品，有针线包、鞋垫和手帕等，上面都绣有花纹和鼓舞士气的口号。班长领来之后总是先发给我们。老兵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小战士的情绪，不厌其烦地谈心，无微不至地照顾和鼓励我们。
当时敌机主要是轰炸水丰发电站，小丰满发电站也经常有敌机来侦察，我们高炮战队苦战严寒，积极备战，所以被称为“没过江的志愿军”。战队驻扎在山里，山头很尖，要把山头削平，顶上摆上4门85炮。炮上阵地全部是靠人力拖，山路非常崎岖。更艰苦的是天寒地冻，气温只有零下40多度，每天晚上都要轮流检查兵器。
一次敌机夜袭，我负责的收讯机收不到讯号，当即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战斗结束后，营指挥所命令我立刻去查明原因。那时大雪封山，要走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我硬着头皮，跟着荷枪实弹的四川老兵李凯，冒着漫天大雪向营指挥所走去，心中惴惴不安，心想着这回可能要坐禁闭了。到了营指挥所，周坚达副营长叫来通讯参谋，一起听取了我的汇报，还详细问了更多的情况。经过分析，可能由于山地里大雪对讯号的干扰太强，所以导致收讯机没有收到讯号。随后，通讯参谋还搬来一箱电池交给我们备用。在往回赶的路上，一轮明月高悬，如银的月光洒落在无垠的雪野之上。我的心情轻松多了，问老兵李凯：“你跟着我来干什么？为什么还带上枪？”他笑着说：“小鬼，是连长怕你被黑瞎子吃了才叫我跟你一块来的。”这位用心良苦照顾我的连长，就是在孟良崮战役中荣立战功的华东军区侦察英雄——王再连。
身为人民军队的一员，能把个人微小的力量贡献到无穷的革命斗争中去，我感到光荣和自豪。我后来在上海市质量监督局机关党委的工作岗位上，也一直铭记着党对我生命的滋养，感恩着老兵们对我的教导。（陈庆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