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兆军的长篇新作《蚂蚱》中，作家借蚂蚱讲述了强悍与软弱、尊贵与卑微、命运与生存等深刻主题。
大隐于野的乡村书院主持
王兆军老师，临沂人，于我亦师亦友，复旦中文系77级群星闪烁，他的文字是其间最有炊烟气的一颗。毕业后，他以报告文学名世，作品获奖无数。我颇有幸，受教三十余年矣。
王老师退休以后，化绚烂为平淡，在家乡的小村办了个东夷书院——他在小说里夫子自道，“咱这地方，旧时称东夷。虽然正统人物大多看不上戎狄蛮夷，我对此不以为然。东夷出过不少名人，文的有孔夫子、孟夫子，武的有蚩尤、大羿，都是圣贤大德。”
他不是偶然光顾，指点一下、体验几天就回京城的那种，而是矻矻穷年，不离不弃，和农民一样，在自家农舍小院种菜、养鸡、放鸽、晒被，给乡人进讲古典文化系列等等，也不时邀约外人去说上几句，我就去胡扯过几句关于新闻学。几次往访东夷书院，极是佩服王老师的坚守。那里并没有大家对乡野的出尘想象，没有蓊郁山林、清冽泉流，小院虽有亲和的一方绿荫，周边更多的是黄河故地习见的干涸与艰涩。
不过，杏坛之外圣徒，千载遗篇卷舒，王老师和太太陈晓帆避居其间，躬耕自足，怡然自乐，很有些世外圣徒的感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鲜矣。平时，最常听他讲起的，他厝居的农家小院里，鸡们、鸭们、鸽子们、黄鼠狼们相爱相杀的悠长传奇，每日发生的机谋权斗，悲喜交集，甚或有血腥气，总感觉他漫不经心地讲活了一部“宫斗剧”。
这位传道授业的乡村书院主持，时不时捧托出像《黑墩屯》这样厚重的乡村调查，我以为，其社会学意义，不亚于费孝通那部《江村调查》。这样的王老师，大隐于野，我极是膜拜的。
万没料到，王老师今年又放了一个“大招”，一部长篇小说《蚂蚱》——这是一个凛峻的山峰，于我，也是一个深坑。
响器如雷，村史如血，却伏笔了当下的“热搜”们
读《蚂蚱》的这几天，浑浑噩噩，神不守舍，仿佛自己也穿越在那个蚂蚱庙，过完了灰头土脸的一生。
小说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黄淮之间的鲁南，蚂蚱庙——一个蚂蚱般的小村、蚂蚱般的一群生命。所谓蚂蚱，聚，能成铺天盖地的蝗灾，散，也能在水沼田草间蹦跶。以之形容隐没于主流叙事之外的鲁南乡人，恰切，也悲悯。在看不见的秸杆或随意或刻意地拔弄下，在剧烈震荡的大时代缝隙里，他们颠来簸去，努力巴住、抱团，以免被如细糠般甩将出去，毫无响动地消逝。命若蚂蚱，光是活着，他们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作者冷静、练达地描摹着他们的复杂人性和茁茁的欲望，眼见他们挤挤挨挨，土里刨食儿，土里成事儿，算计、挣扎、交媾、繁衍……那些串起故事的细节，丰满且卑微，满是浓浓的土腥味儿，但每一条来过的生命，哪怕只一瞬，哪怕低到尘埃，都鲜活、生动，甚至触目惊心，甚至大气磅礴，史诗般地贯穿了一个百来年的大时代。
是的，一部“蚂蚱”们的史诗。
响器如雷，村史如血，针头线脑，都能惊天动地。村史，亦是国史，史不绝书的，可不就是“他们”和“我们”。
王兆军写的是自己极为熟稔的家园。有论者说，他和山东老乡莫言颇相似，蚂蚱庙史诗，仿佛又一部红高梁家族。齐鲁每多史笔。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均出自鲁史。五霸和七雄，而今安在哉？诸国尽入坑灰冷，唯余鲁史详而记。没有鲁国史官如左丘明的秉笔直书，和同侪拼死保存史籍的壮举，中国二三千年前的浩荡历史，必将颓其一角。邹鲁之地，孔孟之风，鲁地的弘毅之士，向来颇具礼失求诸野的抱负与担当。持卷放眼，王兆军用了十年功夫，苦心孤诣捧出的这部书，极具史料价值。他也像那个隐居在19世纪法国巴比松村的写实主义画家米勒，一笔不苟，只管描画出皱巴巴的农人与雾蒙蒙的田野，背景廓大，细节入微，让人读出溢出画面的满腹心事。有世俗化、草根化的儒释道，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闪闪烁烁，左右着“蚂蚱”们的活法，以及跳跃的方向。
小说里的故事于我很遥远，超离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但也很切近，很多当下的“热搜”，似乎都草蛇灰线般伏笔于其字里行间，高洁的、壮烈的、悲凄的、猥琐的，都有“蚂蚱庙”人的影子。
作家的笔力，沉着醇厚得惊人，以蚂蚱庙为经纬交织的焦点，铺陈出一部鲁南乡村的百科全书。蚂蚱庙是缩微版的国，而我们，其实也都是蚂蚱庙人。
作家所有的温存，都给了蚂蚱庙的女性角色
“蚂蚱庙人，只知道做庄稼，狗熊似的忙一辈子，活着没人理，死了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冲着那名望去的……”小村里难得“有出息”的赵建章，这么教育着末代“乡约”贾三福，三福是贯穿这书的乡愿式人物，为了这点子“名望”，他逢人陪笑，遇事出头，自私过、得瑟过、落魄过，常常犯傻，也仿佛大义凛然过。为了一头黑驴的偷嘴，他把人告上法庭，结果是让村中于他有恩的“望族”受到重创，翻转了一个小村的乾坤。书中类似的以小博大的事件，累累不绝。三福在其间周旋、腾挪，像一只可怜的兔子，念念叨叨“怎么好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好”，跑得灰头土脸，没有恒定的方向，也跑不出背后“巨佛”的掌心。“层出不穷的新玩意儿，给他的生活带来连续性的打击……潮流像一只追赶兔子的狗，紧追不舍。”
这小村里，有以石先生、谢春芳、赵琪、宗申标注的不绝文脉，能解说《水经注》、算透世界的赵淇，发出“古往今来，不识时务的方为俊杰”的掏心窝子呐喊；有世俗化到不像话的本土宗教象征——徐和尚把持的小庙，和他那个从小霸道、长大屠村的儿子瘸造；也有从没展眉活过、就在历尽折辱后死去的孤苦男孩如贵；“豁出去不想活了”反抗土匪，从完全裸了身体的穷汉、最终完成蜕变的吴兴邦；更有“一个个脸比地窖子墙还厚”“能扶竹竿不扶井绳的货”们。
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的女性群像。就和莫言一样，王兆军写到女性，那笔触贯注了显而易见的温存，甚至是圣洁化。全书唯一没有“缺点”的形象，是美丽、坚毅、能读书、有教养，让哪怕最无耻的乡氓都不敢亵慢的云舒，她从田野的另一头，恬然走进乌糟糟的蚂蚱庙，但她不认命不妥协，冷静地反抗，绝不屈服，且有手段与屈辱划清界限，她有着“我若未嫁，当适此人”的果决，以及对傻丈夫最后壮举的悲恸与体谅，更可以择善而从、过好当下的自爱自足。同样不认命的，还有寡妇自适、冒乡村传统道德之大不违的淑常妻，她刚猛无畏、“没羞没臊”，为了改嫁，宁可放弃所有辛苦持得的家产，她赢了一场看似必输的官司，却没有给自己赢来圆满的人生。
蚂蚱庙里，“她们”的故事，她们的人生的自决能力，其实和她们的经济权息息相关。那里大部分女性，毫无财产主张和处置能力的，就活得全无尊严，任人欺凌。而淑常妻的前倨而后不得不恭，也是财产权益得而复失的映射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起欧洲中世纪教会为了争夺利益，鼓励寡妇自主处置自己的财产，比如可以捐献给教会，结果无意中导致女子经济独立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也注意到女儿继承权落实的艰难，哪怕是写进了法律，哪怕新中国已经成立半个世纪，但是在黄河故道的村庄上，女性对父系财产的继承也几乎不具可能性，除非冒着和娘家亲族彻底断绝、而无所怙恃的高风险。《蚂蚱》一书，就把女性较之男性更多一层的艰涩和羞耻人生，描摹得淋漓尽致。
为每一只蚂蚱立传、哭祭
很突出的一个感触，我时时把这部小说，也看成一个微观且深入的乡村调查，和王老师完全实录的那部《黑墩屯》相互映衬——这是在我国写作史上，是非常难得的一实一虚、亦实亦虚的同题材表达与呈现。中国的文人史书，多的是帝王将相，最多写到城里的“清明上河”，哪怕到了世俗话本时代，如三言二拍、水浒红楼，也鲜有那种把笔触彻底伸进乡村深处的断代式、全景式刻画。后来有了赵树理，有了莫言、余华、陈忠实们，乡土经由他们，让城里人稍减了那份遥远与陌生。但像王兆军这般，以学问家和小说家两支秃笔，一左一右去写透“一枝花”的，仍然鲜见，在诸般领域都极具意义——这意义，对于是农业生产大国的中国来说，可能要放远一些，更其灼目。
由此，想到曹锦清描述他当初入村调查的艰难，我自己也经历过两度行走黄河时，对外人高度警觉的那些乡村——外人，是很难真正“走进”黄河边的诸多“蚂蚱庙”的。过客的一瞥，是无力且隔膜的。人们与乡村的彼此陌生，于是由来已久。
幸好，我们还有王兆军，以他的沉浸和超离，填补了乡村书写这块若隐若现的巨大空白。马伯庸写过《显微镜下的大明》，从史籍中爬梳出挖断龙脉的诸般“二手”徽州故事，王兆军写的则是显微镜下第一手的鲁南乡村。作家在他的每个角色身体里，用力活过，血泪汩汩，骨肉支离，呜咽恓惶。他为每一只蚂蚱立传，树碑，哭祭啊！
毕竟是源出孔夫子的家乡，哪怕是写景，也是不由自主流出的诗经范儿。像“青石桥南是东大汪的中心。这里既没有香蒲和芦苇，也没有莲荷，水面下只有青绿色的苲草。苲草盛时，会因繁茂拥挤而高出水面。细小的虾子跳出来又落下去，大鱼不敢钻进浓密的苲草，如海豹不敢进入珊瑚丛……”
掩卷之后，还有一种未能过足瘾头的感觉。蚂蚱庙的史诗，只是截取了上个世纪的一多半光阴，还可以写上去、写下去，写成一部架构完整、现实版类似《银河帝国》的宏大叙事。
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诗：天下谁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就算是我对王老师一份心向往之的鞭策吧。（李泓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