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所所长
眼下，全球碳排放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2021至2022年的全球碳排放已反弹超过2019年的2倍。202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世界气象组织（wmo）最新科学评估，未来5年平均气温创新高的概率高达98%。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在于温度上升，还在于代际不公平。相关研究表明，2020年出生的一代人与196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一生中将面临多7倍的极端高温天气、2.6倍以上的干旱、2.8倍以上的洪水。目前，全球80亿人都处在气候高脆弱的环境中。
低碳转型已成全球共识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与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窗口期正在关闭，当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加强全球治理变得无比重要。
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圈层、多主体的治理体系。目前，绿色低碳的转型已成为最广泛的全球共识，而维护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多层、多主体的治理体系也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共识。
当然，这其中也面临着多重挑战：第一，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局势动荡所造成的各要素间耦合，干扰全球治理进程。第二，围绕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大国之间的博弈日趋激烈，其中，关于新技术的创新、改进和部署，以及成本降低和技术扩散尤为重要。第三，随着发达国家逆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发展，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贸易打压日益加剧，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市场份额、供应链建设、第三方出口等方面的竞争愈演愈烈。
在碳中和的整体目标下，全球治理进程已然启动。一方面是气候危机不断加深，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挑战，使得“转型”和“适应”成为气候治理的核心议题；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导致各国冲突频繁、分歧加深，基于大国共识的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
气候治理议题不断拓展
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全球治理的议题还在不断拓展。从1992年里约大会到1997年京都大会，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
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传统的基于《京都议定书》和南北分野的“双轨谈判”模式逐渐发展成为“适用所有缔约方的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巴黎协定》应运而生，并将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新模式固定化，使全球责任共担和自愿减排原则的结合成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新内涵。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均公布了本国的自主贡献目标。《巴黎协定》突出的“自主贡献”以及自下而上治理思路背后的网络化治理模式，本身就体现了中美欧等大国的政治互信，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次优气候治理成果的追求。但是从全球气候治理波动性发展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多中心多维度体系。其依托“公约 议定书 协定＋附件”的制度平台，呈现出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国家、欧盟及成员国、“77国集团 中国”等竞合态势。
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美国等主要西方大国追求相对收益，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博弈保持自身竞争优势。而由于固有国情和历史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责任分担、资金技术援助等问题上始终存在较大分歧，南北矛盾日益凸显。
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发展，气候治理机制不断演进，气候治理目标逐渐明晰，气候治理制度规则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路径和方式也在不断增多，各国之间也在持续通过国际谈判、技术创新、信息共享、资金支持来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不断加深全球治理，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